春秋战国时期，以奴隶主贵族为代表的独占型利益集团日益衰落，以诸侯国为代表的创新型利益集团日益兴起，宗族土地所有制逐步向国家土地所有制转变，商朝时出现的井田制度也逐步瓦解了。与此同时，土地的私有产权也产生发展，并逐渐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，为下一阶段的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。

（一）诸侯国：创新型利益集团与土地国有制的建立

西周后期，作为独占型利益集团的奴隶主贵族运行井田制的成本逐渐大于收益，发生了很多诸如“不籍千亩”、“礼乐崩坏”、“分田为县”等现象。进入春秋后，独占型利益集团实力的衰弱，为制度变革向更深一层推进创造了外部条件。同时，作为创新型利益集团代表的诸侯国日益兴起，从而使更深一层的制度变革具备了内部推动条件，制度的变革进入了创新阶段。

诸侯国的基本目标有两个。

一是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。传统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已不能满足这一要求，于是制度创新开始了，最终国家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宗族土地所有制。

二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实现国家税收的最大化。创新型利益集团毕竟属于少数人，所以他们必须将制度变革的收益分割，从而集聚更广泛的推动力量，形成分享型利益集团。

为实现第二目标，各国开始探索改变统治方式。最先开始的是春秋时期作为对“井田制”的否定的授田。而其中最典型的是晋国作爰田。

战国时期，授田制在否定井田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：

第一，诸侯国授田开始以户为单位。如云梦简摘抄的《魏户律》规定，“赘婿后父，勿令为户”。

第二，《云梦简·田律》有“入顷刍藳，以其授田之数”。可见诸侯国分配土地，基本目的在于增加赋税收入和招诱农民。

第三，授田之后，可以像份地农民一样传给子孙后代。

第四，由于诸侯国掌握的可耕地有限，授田存在不足。促使了农民的迁徙。

第五，春秋以前的受田农民要耕种公田，战国时的受田农民带有国家佃农的性质，受赋税徭役剥削。

（二）大土地所有者：分享型利益集团与土地私有化趋势

随着授田制的实行,大土地所有者作为分享型利益集团纷纷出现。同时，小土地私有也开始形成。

大土地私有者主要包括两个阶层。

一是军功地主。军功赏田制度萌芽于春秋末年。《左传》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誓师曰：“克敌者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万”。

二是货殖地主，主要是指通过购买土地形成的大土地所有者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云：“予之田宅，中牟之民弃其田耘，卖宅圃而从文学者邑之半。”买卖宅圃，说明原授之宅地归私人所有了。

土地一经授予，则可以传袭子孙。时间既久，便逐渐成为了个人的私有。所以授田制虽然是在国有土地上实施的，但其结果却是使土地私有制逐步发展了起来。

（三）秦朝：短暂制度均衡的形成与过渡性特征

作为制度需求方的分享型利益集团形成之后，要求诸侯国（制度供给方）将创新阶段制度变革的成果制度化、法制化，形成相应的制度均衡，进而完成这一轮的制度变革过程。这种努力在秦国得到了最完整而充分的表现。

秦国一是将土地国有制度化，强化国家统治能力。比如《秦律杂抄》中记载了管理国有土地的严格规定。二是制定相关法律来保护土地私有。在《秦律》中，明确的规定了国家对于私人合法的土地占有权予以保护。

战国时的大规模授田延续了一百多年，后来逐渐难以维持，于是，统一后不久的秦始皇三十六年（公元前216年）便下令“使黔首自实田”。即终止了授田制，允许土地私有者自愿开垦荒地。从而也使这一轮的制度变革进入了短暂的均衡阶段。

在这之后，到秦朝灭亡为止，秦朝的土地制度经历了短暂但重要的发展，并集中的表现出过渡性的特点。

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土地国有制仍然占有相当大份额但同时向私有制转化；另一方面，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前朝奴隶制的残余。《吕氏春秋·审分》就有“公作则迟，分地则速”的记载。可见当时农民除了“私作”之外，还要在国有土地上“公作”。这是奴隶社会籍田制度的一种残余。

这些秦朝土地制度中的过渡性特征，反映了制度变革的过程中，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制度变革的这一特点，在下一个时期的变革过程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。

（四）变革的结果：国家土地所有制与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并存

至此为止，春秋战国时的土地制度变革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均衡阶段：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，并以土地国有制为主。这使得新兴的封建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。另外，土地私有制以大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发展了起来，不仅对当时整个制度（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）矩阵的均衡解产生了剧烈的影响，也为下一轮的土地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