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宰相就是丞相，两者是一回事，这话既对也不对。一般说来，宰相是大称，泛指中央政权中相当于丞相的一切官职，举例来说，如东汉的三公，唐，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除辽代曾置南北宰相府，即以宰相为之长外，宰相并不是一个具体而确定的官称。而丞相则是宰相在某个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，是某一时代固定的宰相官称。

奴隶社会的商周政权中，尹和太宰是最为重要的官职，它们即是奴隶社会的宰相。他们辅佐王处理政事，代表王发号施令，对政治影响很大。商周的治世无不与名宰有关，诸如伊尹、傅说、周公旦等。但那时的宰相，大多由贵族们世袭，担任宰相职务的标准不是看他的才干如何，而是看他的血统。但也有少数直接从奴仆中提拔任用，如商汤的名相伊尹本是江南水乡的一名善于烹饪的厨子，商王武丁的名相傅说是一名从事建筑劳役的工奴。

所谓丞相，丞者，谓承国王之命，相者，谓助国王之事，就是国王的最高级助手。丞相服务的中心是国王的利益，它由国王任免，无须乎有高贵的世系，它再也不是世袭之职，而且也非终身之官，它是智者施展其才能的凭藉，是国王维护其集权的工具。因而，丞柑一职的出现，极大地冲击了世卿世禄制的基础——血缘关系，宗法观念，宛如晨雾迷茫中的一道曙光，揭示了正在诞生的新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。

秦及汉初，丞相分置左、右，武帝后并为一人。汉初又有相国一职，用来尊崇大功臣肖何与曹参。丞相府有一套自己的组织机构，所有属官均由丞相自行选用。他们在丞相领导下分曹治事。东曹，掌管郡国官吏，西曹，监管府中掾史：集曹，掌管郡国上计，议曹，议论政事之得失；奏曹，奏议事件等。除各曹掾史外，丞相还有一些高级属官：佐丞相举不法的司直，掾史之长，处理政务的长史和相当于秘书长性质的主簿。丞相就在这套庞大的机构和属吏的帮助下，处理着繁重的政务。

丞相位尊权重，带来了两大后果:

位尊，导致了“将相不辱”习惯的形成。当时，凡是丞相被皇帝诏下廷尉狱，不管丞相是否真的有罪，都必须立即无条件自杀，不得诣狱对理。汉哀帝时丞相王嘉不遵此例，径诣廷尉狱，与狱吏分辨是非曲直，哀帝大怒，迫得王嘉气极，在狱中呕血而亡。有时皇帝想为丞相护短，不明言其罪，往往遣使赐酒十石，牛一头，受赐者必须立即自杀，“以谢君恩”，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就如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权重，导致了皇帝对丞相的疑忌，生怕丞相不甘于一人之下的地位而篡权自立，于是便开始削弱相权。武帝时，皇帝常常越过丞相，与九卿等直接商量政事，又任用御史大夫，侵夺丞相权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设立自己直接控制的“中朝”，来夺取以丞相为首的“外朝”主权。中朝官有侍中、给事中，诸吏等等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，它以后就渐次承担了丞相的权责。

武帝之后，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官职是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尚书令也是善能呼风唤雨的角色。丞相权位迅速下降，到成、哀年间，虽几经反复，终于被废去，确立了大司徒、大司马、大司空的三公体制。

南宋孝宗时，丞相官称又一次回归到封建政府中来，孝宗以左、右丞相为宰相之职，参知政事为副相。杰出的文天祥就曾任职右丞相，领导了南宋末年艰苦悲壮的抗元斗争，用血濡的大笔写下了千古流芳的民族正气歌。

元朝建立后，设立中书省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，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，由皇太子兼任，但不条理省务，总管事务的是其下的右，左丞相二人。与宋朝制度不同的是，元以右为尊，并且元文宗之后，专任右丞相，左丞相废置无常，权势大杀于右丞相。

明制，废去丞相一职，由皇帝直接率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处理政事，一举把皇帝由国家元首变成元首兼行政首脑。朱元璋对这一举措十分得意，为保证自己这一措施能长久贯彻，特为下诏：此后朱明历代皇帝不得置丞相，臣下有建议置丞相者，重处不贷。朱明皇帝禀遵祖训，从此，相沿千年的宰相制度就彻底废除了，皇帝个人的专制集权达到了空前强化的地步。

丞相的废除，正是宰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，丞相!和宰相竟如此这般的有始有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