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帝王的称号中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、替代姓的称号，这就是年号。年号本来的意义，是一种纪年方式。新的皇帝即位，必须立一个新的年号，用以改换前一个皇帝在位时的纪年顺序，同时也表明白己正统地位的确立。由于新皇帝和新年号之间的对应关系，所以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将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号来看待和使用。

年号的实行，始于公元前110年(汉武帝元封元年)。西汉立国之初，纪年方式采用的是简单的王号纪年法，即某帝元年、二年、三年……顺序排列下去。但到了汉文帝十六年时，稍有变化。文帝从第十七年开始，又从头纪年，依“后元”元年、二年……再往下排。景帝继位后，也曾两次改元，于是有了“中元”某年、“后元”某年的纪年。公元前140年，武帝即位。他每六年改元一次，分别按一元元年至六年、二元元年至六年……顺序纪年。公元前110年，即六元元年四月，汉武帝登临泰山，举行封掸大典。为纪念这一庆典，他又宣布，将这一年的十月改为元封元年元月，重新纪年。“元封”，就成了中国历史。就正式启用的第一个年号。有了元封这一年号以后，史官又分别追加武帝即位前三十年中的五元(即五个六年)以五个年号：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、元鼎。现在我们读《汉书•武帝纪》时，可以在“建元元年”的字样之后看到唐人颜师古加的一条注解：“自古帝王未有年号，始起于此。”

从时间顺序上讲，“建元”之年确实在“元封”之先。但就年号的真正起始而论，则在“元封”，而不在“建元”。这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。

汉武帝以后，历朝历代的皇帝，都采用了年号纪年的方式。如武帝之后的昭帝在位十三年，先后采用了始元、元风、元平三个年号。宣帝在位二十五年，先后来用了本始、地节、元康、神爵、五风、甘露、黄龙七个年号。皇帝宣布改元，有相当的随意性。遇到什么高兴的事，甚至做了一个好梦，都可以成为改元的动因。还有的时候，国势衰微，天下动乱，无能的皇帝黔驴技穷，只好指望改元来振奋”元气”。例如东吴的最后一个皇帝孙皓，十七年间八次改元，有时甚至一年一改，但终究无法挽救亡国的命运。

年号的字数，绝大多数是两个字，三个字以上的极少。新朝的王莽用“始建国”；南朝梁代的萧衍用“中大通”、“中大同”；武则天夺了李唐天下之后用“天册万岁”、“万岁登封”、“万岁通天”作为年号，是不多见的几个例子。年号字数最多的两例，都出在西夏。一是1038年，景宗赵元吴改元“天授礼法延柞”，二是1069年，惠宗赵秉常改元“天赐礼盛国庆”。在具体用字的选择上，使用频度最高的，无疑是“元”字。此外，像永、天、兴、和、太、康、光、安、泰、宁、亮、定、吕、隆等吉祥的字眼，也是热门候选。由于选字范围过于狭窄，造成相同年号在不同朝代反复出现的撞车现象。例如：天启、天德、太安、水康、甘露等年号出现过5次，永平、永安出现过6次，建平出现过8次，建兴更出现过11次之多。

年号的重复，选字太集中是原因之一，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可任意多次改元，是原因之二。这种情况在明、清两代，得以根本改变。明、清两代共26位皇帝，除明英宗一人例外，都是无论在位时间长短，均只使用一个年号。明代1 6位皇帝，年号分别为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(英宗)、景泰、天顺[英宗)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亮靖、隆庆、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祟帧。涪代更规范，10位皇帝的年号分别为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

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。明清两代500余年间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定制，使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用年号宋代称相应的皇帝，成为很自然、很方便的事情。洪武皇帝即朱元璋，崇帧皇帝即朱由检，康熙皇帝即玄烨，宣统皇帝即溥仪，绝不会产生误解。

于是，汉唐两宋时代用庙号称呼皇帝的习惯便被年号取而代之。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：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世宗之类的庙号几乎代代都有，容易混淆，而明清之时的年号，却意义鲜明，绝无雷同，作为帝王的代称，当然是后音更适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