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1日，开学啦！这是多少年的惯例，似乎已成为不用多想的“常识”。殊不知，上个世纪上半段，民国时期的开学日，经历过8月1日，9月1日，10月10日的三次大变革。每一次开学日具体时间的变更，都与国家命运、与历史潮流相联系，实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大转折点上的缩影。

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

8月1日开学

“辛亥革命”一声炮响，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。事实上，晚清政府虽然对各地学堂的学期及学制有着诸般规定，可在开学日期这一点上，始终未有明确的公历对应日期。用农历时段规定开学日期（立秋后六日），以及向皇帝的牌位与孔子的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的“开学礼”，这些“陈规旧习”，自然是要被新生的民国政府摒弃了。

1912年1月19日，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，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和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》。新颁布的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总计14条，被教育界称为“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”。

1912年9月3日，教育部又公布《学校系统令》。同日，教育部公布《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》五条。规定：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，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。9月13日，教育部通电各省，明令执行上述规定。

至此，8月1日，成为民国时期所有学校的法定开学日。这一规定，从1913年开始推行，一直执行到了1927年，历时约14年。一般而言，全国各地学校自7月1日放暑假，至8月1日止，假期为1个月。当然，由于建国伊始，政局未定，包括学校开学日在内的各项法规政令也未必能得到完全落实，相当一部分教会学校、私立学校并不遵从所谓的“法定开学日”。譬如，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“复旦公学”，在民国初年的开学日，就明确地定为9月8日。

因为有了教育部的明令规定，每年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，成为学生报到入学的“铁限”。因为各种原因，无法及时报到入学的学生，往往会受到较为严厉的处罚，甚至遭到退学的处分。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秋季开学之际，由于南方水灾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，部分外地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，没有按时报到。校方没有考虑实际情况，以整顿校风为由，称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。在具体处理过程中，又区别对待，有显失公平之处，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严重不满，因此爆发了以撤换校长杨荫榆为诉求的“驱杨风潮”。

“驱杨风潮”从1924年的秋季开学日爆发，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，持续了整整一年，呈愈演愈烈之势。在这一年间，校方因受教育部支持，奉时任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“整顿学风”之命，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、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。女师大学生也针锋相对，召开紧急大会，出版《驱杨运动特刊》。不久，在该校任教的鲁迅、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，表示坚决支持学生。为此，鲁迅先后写成并发表《寡妇主义》《忽然想到（七至九）》《“碰壁”之后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诸多文章，尖锐批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推行的是“寡妇主义”教育，是迫害学生的“广有羽翼的校长”。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。

至1925年的秋季开学日，8月1日当天，校方竟率领军警入校，强迫学生搬出学校，宣布女师大解散，责令关闭伙房，锁住校门，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、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。钱玄同得知这一消息，也颇感愤怒，第二天即在《京报》和《晨报》上刊登声明：“钱玄同声明：从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我不再做杨荫榆聘请的女师大底教员。”

1924年与1925年的8月1日，这两个8月1日的秋季开学日，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工而言，记忆何等深刻。对于力图控制事态、收拾乱局的校方与教育部而言，恐怕记忆同样深刻。事实上，1925年秋季开学日之后不久，因各界强烈抗议，当局亦无力挽回局面，校长杨荫榆被迫辞职而去。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无法在秋季开学日（8月1日）及时报到入学而引发的一场“驱杨风潮”，鲁迅、钱玄同、章士钊、杨荫榆、刘和珍、许广平等众多近现代知名人物牵涉其中，不但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发巨大反响，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、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。

北伐延长了暑假

9月1日开学

如上述种种，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雷厉风行，发出了“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”，一扫“旧习”，开启“新风”。但军阀割据、内忧外患的民国初期政局，让这篇“开场白”的声调很快衰微。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，蔡元培虽力撑危局、苦心经营，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军阀独裁、朝令夕改的混乱政局。随着“五四运动”的爆发，蔡元培因同情学生爱国热诚，亦被当局排斥，也不得不辞职而去。

北伐前夕，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法规法令，在颁布执行的过程中，已形同虚设。由于军阀横征暴敛，教育经费无着，全国教育界啼饥号寒，难以维持。1926年1月5日，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部员开会索薪；1月7日、11日，京师中小学联合会教职员开会，议决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。曾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，也曾是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，当时也因政府欠薪一事，颇感不爽。他既在日记中记下私人账单，也写文章口诛笔伐，还曾代表“国立八校”公开索薪。1926年7月21日鲁迅《记“发薪”》一文，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已达两年半之久，合计达9240银圆（约合今人民币32万多元）之多。

可想而知，鲁迅尚且如此，其他教职员工因拿不到薪水，生活之困窘，应当更甚。在这种情势之下，拿不到薪水的教职员工，与青年学子时有参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，都经常打断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虽然各自诉求不同，但归根结底，总是北洋政府长期横征暴敛，不能取信于民所致。

随之而来，包括法定开学日期在内的多项当局政令，也就不再那么具备约束力了。因此，各地学校的法定开学日期，已无法正常执行。各地学校根据自身情况，往往随意自定开学日期，譬如清华大学就曾以9月10日为开学日。

与前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8月1日为秋季开学日不同，清华大学从民国初年至北伐前夕，一直都是在以当年9月10日为秋季开学日。1924年，女师大闹“驱杨风潮”那会儿，清华大学同样是9月10日开学，且也因南方水灾及战事，仍有多名学生及教员未能及时报到入学。清华校方非但没有横加责罚，反倒体恤有加，对学生多有慰问。

譬如，清华校长曹云祥在“开学词”先提及去年的水灾与战事之后，又提到当年的学生爱国运动，亦深表同情，并予支持。他说，“本校于暑假前因沪案问题发生，全国学界有爱国运动之举，本校学生亦热心参加，故在六月十七日仅行最简单之毕业礼，以告上学年之结束。”对学生投入此爱国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，甚至为此提前结束了学年，放起了暑假。以曹云祥“开学词”中提及的6月17日放假时间及9月10日的开学时间来推算，清华大学1925年的暑假，竟达84天之久，已近3个月。

当然，如清华大学放这么长暑假的学校并不多见。如果按照8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照常开学，中国学生的暑假，一般而言，只有一个月。北伐胜利之后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1927年颁布《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》，规定：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(9月开学)。这就意味着，从1927年开始，9月1日成为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法定开学日，而大中小学生的暑假也随之延长为两个月。

抗战改变了学期

10月10日开学

9月1日的法定开学日，自1927年始行，至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抗日战争全面开启之际，再次成为“一纸空文”。因时局日益紧张，战事日益惨烈，全国各地学校或被迫关停，或迁徙后方，法定开学日及正常学期，往往都无法正常运行。

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；9月2日，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。至此，中国抗战取得最终胜利。在百废待兴、重振中华的历史转折点上，国内教育界及大中小学校的正常秩序也正亟待恢复。各地学校何时开学，自然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焦点。

由于日军占领地区的教育机构及学校，需要集中清理与统一接收；日军宣布投降及正式投降的时段又正处在9月1日法定开学日前后，因此1945年的日占区学校的当年学期随之有所调整。尤其是日占区的各所大学，开学时间与当年学期乃至整个学制均有重大调整。

实际上，当时的日占区各所大学，均由当局接收机构宣布就地解散，重新组建所谓“临时大学”。这些临时大学，是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地设立的特殊学校，用以甄审日占区的大学生及教职员。其中，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，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。同年9月，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、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等多所日占区大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各地临时大学的开学日，是在1945年10月中旬，日期不确定，但有一定的时段区间。次年，各地临时大学完成历史使命，相继宣布解散并重组，各大学也随之复校，逐渐恢复正常秩序。有些大学的开学日期，就不再定为9月1日，而是改为与临时大学开学日期相近的时段，选择以“辛亥革命”纪念日10月10日为开学日。譬如，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，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分班，就正是于10月10日开学的。1946年10月10日，作为抗战胜利后，北大复校的第一个学年的开学日，来自远徙后方、与清华、南开合建西南联大的那部分北大学生，与来自北平临时大学经过政治甄审的那部分日占区北大学生一道，迎来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学期。

查阅当年的报刊报道及相关历史文献，不难发现，北大10月10日这一特别开学日的现场情形，开学典礼上，曾任“驻美全权大使”、寓居美国九年后卸任归国，出任北大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的“开学词”，都因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节点而焕发出别样的风貌。

胡适在“开学词”中，一面回顾了“老北大”的历史（谈了40分钟），一面列举了“新北大”的大数据。他特别强调了抗战胜利后，北大复校之后的规模之大，称：

“胜利复员之后，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……总计大概要超过4000名，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，比老北大大三倍。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，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，这局面实在很大。”

诚然，“新北大”的开学典礼令时人耳目一新，10月10日的秋季开学日期之革新，也确实别开生面。然而，北大复校所定10月10日这一特别的开学日期也只是“一家之言”，不可能在全国推广，也无法成为当局认可的“法定开学日”。

1946年之后，大多数地区的学校仍然按照教育部规定，选择在9月1日前后开学。只是在1945年至1946年这两年间，对于日占区各大学的在校生而言，关于开学日的记忆，恐怕还会有更加特别、更为切实的一面。因为，于他们而言，这两年间的暑假是不可能有的了，只能在临时大学补习班中忙着各种功课的重新考试与补考，疲于奔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