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：有扈氏不服,启伐之,大战于甘。将战,作《甘誓》，乃召六卿申之。启曰“嗟！六事之人,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左不攻于左，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用命，赏于祖；不用命，戮于社。予则戮汝。”遂灭有扈氏。天下咸朝。

上述记载讲述的是夏启与有扈氏之间的一场大战，夏启攫取天下后，有扈氏作为禅让制的坚定捍卫者，兴义师，伐无道，与夏启战于甘之野，直至身亡国灭。《淮南子》赞曰“有扈氏为义而亡,知义而不知宜也”。此役之后，再无人能反抗夏启之淫威，“公天下”彻底转变为“家天下”。

甘之战

背景

三代（尧舜禹）以前，诸夏联盟首领一直在黄帝系中通过公推的方式稳定交接，并无血腥争斗（颛顼与共工的战争是由于共工对“绝地天通”政策不满所致，并非争帝位），重大政策也是通过议事会来决定。所谓禅让实际上就是公推制的带有道德光环的说法。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开始向后世的王权方向转化，小编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节点：

1）颛顼帝时，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通过“绝地天通”收回各氏族首领代天施令的权力，首次使联盟首领彻底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。但此时继承人仍然是公推方式，才干是最主要的考察方向。

2）随着大洪水对诸夏和东夷的威胁，两族因合作治水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。但东夷与诸夏毕竟属于不同文明，其更倾向于推举自己部落的继承人，公推进一步掺杂了文明之争，变得更不纯粹，才干所占的比重进一步缩小。

3）随着生产力大发展，社会分化明显加剧，权力和财富逐渐成为追逐的对象，公推进一步变质，对权力的追逐腐蚀着公推的公正性。舜和禹的继位虽然名为“禅让”，但均有篡位之说流传，舜执政时对四罪的流放和杀戮明显带有权力之争的迹象，陶寺遗址显示的血腥冲突也很可能源于丹朱与舜的争权。

对权力的追逐使得联盟首领逐步强化手中的权力，到了禹后期，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已经和王权相差无几，史载禹涂山会盟时“防风之君后至，而禹斩之”，可见，此时的禹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王，而不再是过去的联盟首领，夏后氏也在禹的培植下成为联盟中最为强大的势力。

起因

正如后世曹操未篡汉一样，此时的大禹虽然权柄滔天，但仍然对公推制心存敬畏之心，因此仍旧按照传统通过议事会来推举继承人。此时四圣之一皋陶的亲属伯益（东夷人，一说为皋陶之子，但此说出现在东汉，不足为凭，据说《山海经》就是这位大佬写的）曾协助大禹治水，功勋卓著，威望远高于启，并且得到众多东夷部落的鼎力支持，因此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任联盟首领。但是夏后氏的深厚根基和滔天权势显然激发了启的野望，其对联盟首领的位置同样虎视眈眈。禹死后，启立即发动了对联盟首领位置的争夺。夏后氏虽然实力强大，但伯益也有众多的支持者，因此双方斗争的很激烈，启甚至一度被拘禁。史载“益代禹立，拘启禁之，启反起杀益”（见于《竹书纪年》，这里有美化启的意味，但也说明了斗争的激烈）。但最终启技高一筹，杀死伯益，夺取了联盟首领的位置。

启这种公然违背公推传统的行为引起了很多部落，尤其是以有扈氏为代表的东夷部落的不满。对于有扈氏，这是个迷之部落，人们连其所在都搞不清，原先认为在陕西扈县，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在洛阳西南，这位置可就差的海了去了。对于其归属，有认为其与夏同源的，也有认为其是东夷部落的。小编这里采用主流说法，即有扈氏位于洛阳西南，是东夷部落，这样也能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何有扈氏如此积极的反对启掌权了。作为东夷部落，显然更希望同属东夷的伯益做首领了。有扈氏对于启公然破坏公推制的行为非常愤慨，遂扬帜发韧,举兵“守义”，甘之战就此爆发。

过程

对于甘之战，并无太详细的战争过程记载，只有开头的一篇讨伐宣言《甘誓》，通过该宣言可以粗略的了解一下战争形态。

首先，毫无疑问，这场战争的主力部队是战车，以至于檄文上专门提及战车部队，这也是史上最早的有关战车的记载。檄文中“左不攻于左，右不攻于右，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”是对战车上的左、右、御三人所发布的命令，左主射，右主刺，御者居中驾车，三人要各司其职，同心戮力，“用命，赏于祖；不用命，戮于社”。

其次，这场战争可能打的非常激烈，而且旷日持久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。六卿请复之，夏后伯启曰：“不可。吾地不浅，吾民不寡，战而不胜，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。”可见，按照《吕氏春秋》的说法，启并没有取得甘之战的胜利。

结局

对于有扈氏的最终结局，《史记》讲“遂灭有扈氏”，《吕氏春秋》讲“期年而有扈氏服”，《淮南子》讲“有扈氏为义而亡”，可见，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中国的政治制度由部落联盟禅让制彻底转变为君主世袭制，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-夏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