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群雄割据（184年－220年），东汉中平元年－建安二十五年）系指东汉末年亡国前夕国内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，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（东吴孙权于229年称帝）结束，持续36年（或以东吴建国计，为45年）。

东汉末年，由于土地兼并越加尖锐，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，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，皇权虚弱无力，对地方过度放权，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。

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著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，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。

东汉末年天下大乱。各路诸侯割据。又有人崛起。互相争地盘，打来打去，就剩下三个。最牛的是同一北方，有背景，有才干的曹操，是为曹魏也。

然后是已历三世的东吴，据长江天险，割据江东一方。

然后就是奋斗者的逆袭故事，白手起家，靠“仁义”当上皇帝，最后占据蜀汉的刘备。

东汉末年行政区域变更

公元188年（中平五年），太常刘焉建议“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，镇安方夏”，于是政府开始设置在部分州设置州牧。

公元189年（中平六年），撤销扶风都尉，置汉安郡，下辖雍、渝麋、杜阳、陈仓、汧五县。

公元192年（初平三年），分琅邪、东海二郡为城阳郡、利城郡、昌虑郡。

公元194年（兴平元年），分凉州河西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、敦煌郡为雍州。同年，分安定郡鹑觚县、扶风郡漆县为新平郡。

公元206年（建安十一年），撤销昌虑郡并入东海郡。公元212年（建安十七年），将河内郡的荡阴、朝歌、林虑三县，东郡的卫国、顿丘、东武阳、发干四县，巨鹿郡的瘿陶、曲周、南和三县，广平郡的任城县，赵国的襄国、邯郸、易阳十四县并入魏郡。

公元213年（建安十八年），恢复《禹贡》九州，撤销幽、并州，以其郡国并入冀州；撤销司隶校尉及凉州，以其郡国并入雍州；撤销交州，分别并入荆州和益州。

公元215年（建安二十年），云中郡、定襄郡、五原郡、朔方郡撤郡置县，置新兴郡辖云中等五县。同年，改汉宁郡为汉中郡，分汉中郡的安阳、西城二县为西城郡；汉中郡的锡、上庸二县为上庸郡。

公元219年（建安二十四年），孙权以巫、秭归二县为固陵郡。

公元220年（建安二十五年），将南郡的巫、秭归、夷陵、临沮四县与房陵、上庸、西城等七县为新城郡。

建安年间，又置有汉兴郡。建安末，张掖居延属国更名为为西海郡。

东汉末年三国战乱究竟死了多少人？

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凡王朝标明为“末”的时期，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。汉末三国时期如此，唐末，宋末，元末，明末，清末，无不如此。

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，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，或内部的逐渐败朽。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，通常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:第一，天灾频仍，民不聊生；第二，官员贪黩，朝政腐败；第三，奸佞握权，虎狼当道；第四，恶行猖獗，昏天黑地。然后，黄巾遍野，赤地千里，诸侯蜂起，乱世攘争；然后，三国鼎立，征战不止，山河分裂，将近百年。

“贼臣持国柄，杀主灭宇京。荡覆帝基业，宗庙以燔丧。播越西迁移，号泣而且行，瞻彼洛城郭，微子为哀伤。”这是曹操《薤露》诗的后八句，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，焚毁洛阳的情景。

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、东汉，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。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，到三国时，已有200多年的经营历史。华宫宏殿，芳园秀苑，繁街闹市，良驷华轩，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。在晋人张衡的《两京赋》中，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，很是赞美不绝。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，令蔚然王气的洛阳，一国之首善之区，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，只残留数百户人家，岂不哀哉!

凡分裂，必定有战争，凡战争，必定要死人。据钱穆《国史大纲》：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。西汉平帝时，凡郡国一百三，县邑千三百一十四，道三十二，侯国二百四十一。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；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。东汉顺帝时，凡郡国百有五，县邑、道、侯国千一百八十；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，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。但经过百年群雄割据和三国乱世，“蜀亡时，户：280000，口：940000，内兵102000，占全数九之一。吴亡时，户：530000，口：2300000，内兵230000，占全数十之一，吏：32000，后宫：5000。魏，平蜀时，户：663423，口：4432881。三国合计约得，户：1473423，口：7672881。”钱穆说，“就全史(指中国全部历史)而言，户口莫少于是时。大体当盛汉南阳、汝南两郡之数。三国晚季如此，其大乱方炽时可想。”

曹操在一首题名《蒿里》的诗中，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

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，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。“火焰冲天，黑烟铺地，二三百里，并无鸡犬人烟”，这把火比起秦末的项羽，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烧了3个月也不灭的大火，可能差一点点，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董卓杀富户，徙贫民，富者获死于非罪，贫者瘐毙于徙途，即或幸免者，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。于是，河洛一片焦土，千里沃野被夷为平地，数劫不覆。

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，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，甚至交战。善控制得住恶，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；善若约束不住恶，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，愈演愈烈。而社会不能抑制恶病毒的蔓延，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，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素养、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，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。

人类最大的恶行，莫过于屠杀。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，有国与国间的彼此残杀，但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之内，这个集团与那个集团、这个党派与那个党派、这支军队和那支军队的自相残杀，而以这一类的内讧而大开杀戒者，更加血风腥雨，残酷可怕。统治者杀臣下，反叛者杀皇上，镇压起义，必杀无遗漏，荡平官府，定斩草除根。乃至于王子后妃，内宫外府的互杀，军阀诸侯，文臣武将的内战，更是人头滚滚，血染残阳，成了一片天昏地暗的杀场。当事者株连九族，无一幸免外，无辜者波及所至，丧命刀下，那些杀人魔王，杀红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祸殃黎庶，像割庄稼地杀将过去，血流飘杵，尸骸遍野，也是常见的事情。

公元263年，蜀亡，公元264年，魏亡，公元265年，司马炎称帝为晋，中原统一，老百姓总算摆脱了战争阴影。公元280年，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，吴亡，全国统一。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，与现在的上海市、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。而在公元156年，东汉桓帝永寿二年，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百多年的仗打下来，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!

人之命若蝼蚁，动辄以万计、十万计被杀、被坑、被流放、被当作政治牺牲品，而大笔一挥置人生死者，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。不要说公正的审判，甚至良知的谴责也没有。等成为历史以后，一行两行字，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