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时期，持续不断的战祸，都无例外地被转嫁到百姓的头上，加上节度使等大都贪残暴虐，三秦百姓受尽了灾难。

那时，民户养兵的负担大大加重，每户至少要养一兵。后唐明宗长兴四年(933年)，夏绥留后李彝超拒命，后唐朝廷命静难军(合宁)节度使药彦稠“部领马步兵士五万骑”讨伐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中等的方镇竟有常备镇兵5万。若按唐穆宗长庆年间(821－824年)“率三户以奉一兵”推算，这个镇应拥有民户15万。

但情况远非如此。按，静难军节度领那(今彬县)、宁(今甘肃宁县)、庆(今甘肃庆阳)3州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和《宋史•地理志》，自唐宪宗元和八年(813年)至宋徽宗祟宁元年(1102年)，邰州户数由2670增至58255，宁州由1107户增至37558户，2州平均每年递增318产，所以长兴四年(933年)2州约4万户。元和八年的庆州户数阙载，而崇宁元年为27853户，以邯、宁2州前后户数类推，长兴四年的庆州不会超过万户。

所以可以肯定，五代时期的合宁镇所管，户当不足5万。不足5万户养5万兵，每户至少要养一兵。其他藩镇也大致如此。这是晚唐时期民户养兵负担的3倍。

那个时候，中原王朝数度兴兵伐蜀，远涉沙碛讨击夏州，潞王起兵凤翔，郭威平“三叛”等重大军事活动，无不倾关中等地人力、财力供军。如后唐同光三年(925年)的伐蜀之役，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的为凤翔帅李继俨，他“竭凤翔蓄积以馈军”，“才支旬日”。而前蜀经营山南西道凤(凤县)、兴(略阳)、梁(汉中)诸州20年，为同关中诸镇作持久争夺，也竭尽全力搜刮当地民财以实要塞军库。结果在后唐兵行“馈运将竭”时，先后拿下固镇(即今甘肃徽县)、凤州、三泉(今宁强县阳平关)收军储70余万斛。“自是师无匮乏，军声大振”。也就是说，伐蜀的胜利，则是以关中和山南纳税人所提供的巨大的物质基础为重要前提。

史称后唐明宗在位时“年谷屡丰，兵革罕用，校于五代，粗为小康”。可是，即使在这个难得的好皇帝统治时期，关中百姓依旧痛苦不堪，在庄宗伐蜀创夷未复的情况下，又有长兴四年(933年)的夏州之役。这一役充粮运的为“关辅之人”。这些被强行征发来的关中民夫，“运斗粟束藁，动计数千，穷民泣血，无所控诉，复为蕃部杀掠，死者甚众”。

人民所蒙受的灾难除战祸之外，还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压迫和劫掠的困扰。如麟(今神木)、府(今府谷)2州的汉蕃民众，就曾在契丹贵族的占领下被蹂躏达8年之久(936—944年)。后晋开运元年(944年)，契丹又要将这一地区的居民全部迁走“以实辽东”，激起当地蕃汉人民的强烈反抗。在府州党项酋长折从远的领导下，爆发了旨在摆脱民族压迫的人民起义。义军据险邀击敌军，又进而打出境外，围胜州(内蒙古十二连城)，攻朔州(山西朔州)，终于完全地从契丹贵族的占领和压迫下解放出来，并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。后来契丹灭晋，改晋国为大辽国，辽主耶律德光并一度入主中原，“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、节度使，括天下钱帛以赏军”。

这时关中地区诸镇如凤翔、保大等也都被派去了辽国的代理人为新任节度使。对此，一些州镇军民，或不受代，以拒新帅；或以地附蜀，寻求庇护，采取了许多手段，以反对契丹统治者对关中的政治控制。此外，自唐末迄五代，散处灵州(宁夏灵武西南)以东、庆州以西的党项诸部，屡屡犯边，邀劫往来使者和商旅行人，深入合州等渭北地区，掠卖人口，劫夺财富。

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，也使百姓难以安居。如后唐清泰元年(934年)的秋冬大旱，迫使人民到处流亡。

清泰元年(934年)，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为夺取皇位，在起兵的过程中，“悉敛(凤翔)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，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”。大军路过长安，西京副留守为预防军士入城劫掠，“悉出府库之财于外”以犒军。前军赏过，后军又至，因库财用尽，只好“率民财以充赏”。所以对关中等地百姓来说，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，即使是大军过境，都意味着是一场巨大的浩劫。

军阀们也以骇人听闻的手段，随意屠戮无辜百姓，牺牲者不计其数。后汉末年，河中与关中地区爆发了3镇连叛。3叛之一晋昌军节度使赵思绾在长安被官军困围期间，因城中食尽，就攫取妇女、儿童为军粮，“日计数给之”，每犒军，“杀人数百，庖宰一如羊豕”。战乱前，长安有丁口10余万，乱中由于被赵思绾一伙吃掉或饿死，城中“惟余万人而已”。卷入3叛中的另外两个叛乱中心，即李守贞所据河中城(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)和王景崇所据凤翔城，也有骇人听闻的死亡数字：平叛结束后，后汉隐帝命人去二城掩埋和祭奠“城内外杀伤饿殍遗骸”时，发现“已有僧收拾尸首至二十万”。由是元人胡三省感叹说：“已聚者二十万，史言其未聚者尚多；大兵攻围积久，其祸如此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