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寓兵于农基础上的一种兵制，具体地说是与均田制共生的一种兵役制度。均田制在唐朝前期，对于恢复社会生产，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，曾起过重要的作用。

但是，由于它本身的弊端如授田的不足，以及土地兼并的盛行，到天宝年间，已彻底遭到破坏。“开元之际，天宝以来，法令弛坏，兼并之弊有逾汉成、哀之间”。天宝十一年(752年)玄宗在诏令中承认：“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，比置庄田，恣行兼并，莫惧章程。”说明有关均田的法令已失去效力。

按照规定，府兵制下的农民要轮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，每年约两三个月。所需马驴、米粮、甲胄、戎器，都得自备。高宗以后，战争频仍，府兵戍边出征，往往逾期不得更代，府兵成为苦差。“无钱则贫弱先行，行货则富强获免”。地主豪富勾结官吏逃避检点，兵役完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。均田制的破坏，迫使大批农民沦为佃户，他们再也无力承担兵役。“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”。天宝八年(749年)，折冲府已“无兵可交”，政府只得下令废除府兵。

府兵废，募兵兴。此后中央禁军和镇边兵士皆由召募而来的职业兵组成。地方镇将得以任意扩充兵额和拥有重兵。于是就出现了所谓“府兵法坏，而方镇盛”的外重内轻的局面。当初，军府近半数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，中央对边疆持居重驭轻的形势。改行募兵制后，由于边防的需要，在沿边要地驻扎重兵。

据《通鉴》记载，天宝元年(742年)全国共有军队57万多，其中驻在边镇的军队达49万，占总数的5／6。猛将精兵皆聚于东北、西北两边，中央兵力空虚。过去内重外轻的情状，一变而为内轻外重的局面了，可惜并未引起玄宗的注意。

天宝十四年(755年)十一月，正当玄宗陶醉于歌舞升平之际，渔阳鼙鼓动地而来。安禄山从范阳(今北京)起兵，率所部蕃汉将兵15万，号称20万，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，企图夺取唐朝最高统治权的安史之乱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