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宦官是封建社会宦官专权史上的一个典型，其权柄之重，势焰之凶，时间之长，影响之大，为历史上所罕见。

唐初宦官并不被重用。“贞观中，太宗定制，内侍省不置三品官，内侍是长官，阶四品。至高宗永淳末，向七十年，权未假于内官，但在阁门守御，黄衣廪食而已。”虽然当时也有少数宦官以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，诬陷官吏，妄有奏请的。如《贞观政要》卷5载，魏征曾提醒太宗说：“阉竖虽微，押近左右，时有言语，轻而易信，浸润之谮，为患特深。”但宦官在当时毕竟人微言轻，不被信用。

这是因为唐初刚刚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，封建政治还比较清明。在皇帝的身边，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开国元勋，可充任领导核心。当时在防止宦官窃权方面也比较注意。如太子承乾被废黜，其重要过失之一就是他“宠昵宦官，常在左右”。高宗前期，司农少卿韦机在苑中见宦官犯法，“杖而后奏”，还得到高宗嘉奖，说：“更有问者，卿即鞭之，不烦奏也。”

但自高宗显庆四年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被贬死后，皇帝开始疑忌大臣，内廷外朝的界线逐渐分明。朝中大事谋于内廷亲信，外朝宰相只负责日常事务，长久未能参与政权核心。武则天开始是大权独揽，晚年精力不足，男宠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居中用事，已略带后来宦官擅政性质，而真正的宦官也乘机而起。《旧唐书•宦官传序》说：“则天称制，二十年间，差增(宦官)员位”。中宗“神龙中，宦官三千余人，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，然衣朱紫者尚寡”。说明其时宦官权势日增。因此，玄宗先天三年姚崇在《十事要说》中指出：“后氏临朝，喉舌之任，出阉人之口”。可知武则天时的宦官已起着“口含天宪”的重要作用。

宦官之祸，始于明皇。从玄宗开始，出现了宦官在中枢用事的局面。《旧唐书•宦官传序》说：“玄宗在位既久，崇重宫禁，中官稍称旨者，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，得门施柴戟”，“衣朱紫者千余人”。以高力士为首的一批宦官，已从宫闱侍从的地位，走向政治前台，开始干预军国大事。

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，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。唐朝自创建以来，皇位的继承权就很不稳定。太宗杀兄屠弟；太宗诸子争立太子；武则天篡唐；则天后期更出现宫廷政变频繁迭起的局面，短短七八年中，较大的政变就有4次。李氏子孙要想争夺皇位，就必然要通过阴谋诡计拉帮结派。而那些日夕相处，“起居饮食，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”的宦官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基本力量而参与了夺权的策划与行动。一旦政变获胜，立了汗马功劳的宦官，自必受到得位者宠信而予以更大的权力。玄宗在即位前诛韦后、杀太平公主的两次政变中，都曾得到宦官高力士的“倾心奉之”，大力协助。即位后，高力士便以辅佐之功得幸，权倾天下。开元初，加力士右监门卫将军，知内侍省事。天宝年间，又授以正三品的内侍监。唐朝宰相为正三品，高力士乃是第一个充任内相的宦官。当时，“每四方进奏文表，必先呈力士，然后进御，小事便决之”。玄宗常说：高力士值班，我才睡得安稳。著名将相宇文融、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，皆由力士提携。“自宇文融已下，用权相噬，以紊朝纲，皆力士之由”。可见玄宗时中枢政权已入高力士之手。

玄宗信用宦官，这时不仅有能左右朝政的高力士，有能领兵出征的杨思勖，而且还始创了宦官监军的制度。《通典》卷29《职官》说：“开元二十年后，并以中官为之，谓之监军使”。所谓监军，是中央政权监督将帅、控制军队的一种手段。宦官出任监军使，更增添了宦官弄权的资本和实力。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集团，宦官权势已逐渐超过了外朝官僚集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