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中央的政治每况愈下，地方节镇势力膨胀，藩镇形成割据局势。

藩镇割据是从安史的降将开始的。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，史朝义的叛军从邺城败退。唐朝因无力彻底消灭安史余部，对叛军采取姑息政策，接受了一批安史部将投降，对其所受伪官伪职，“一切不问”，并同意他们就地担任节度使。这样，叛军将领一跃而成为唐廷的节度使，统治了北方各地。如李怀仙为幽州(今北京西南)卢龙节度使，驻幽州；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，驻恒州(今河北正定)；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，驻魏州(今河北大名东南)。这三家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，史称“河北三镇”。

另外，安史乱时，边兵大量内调，边防空虚，吐蕃、南诏乘机进扰。因而乱平之后，唐朝在西北、西南加强了藩镇力量。为了巩固统治，唐政府又在内地实行“以方镇(藩镇)御方镇”的方针，在关中、关东、江淮流域广置藩镇，以求互相制约，防遏河朔，屏障关中，沟通江淮。而许多藩镇并不听命于朝廷，他们各占一方，对抗中央，成为割据势力，如驻淄州(今山东淄川)的淄青镇，驻汴州(今河南开封)的宣武镇，驻蔡州(今河南汝南)的淮西镇等，就是其中较大的藩镇。这些藩镇的历任节度使，有父死子继的，有兵将拥立的，朝廷不能节制他们，只能事后“任命”，承认既成事实。

各藩镇在经济上自搞一套，他们不仅掌握本镇数州的税收，而且一般都兼营田使，管辖本镇的屯田营田事务。如田承嗣把魏博镇的百姓户口统计造册，强迫老弱种地，青壮当兵，征收的赋税从不上缴朝廷。宣武节度使韩弘，镇守汴州等地20余年，“四州征赋，皆为私有，未尝上供”。他积攒铜钱百万贯，谷子300万斛，不给朝廷一钱一米。许多节度使不仅以屯田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，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，成为大地主。

各藩镇还竭力扩充军队，选练精兵。田承嗣养兵10万，又挑选2000名壮汉，收为义子，给予优厚待遇，让他们充当警卫，称作“牙兵”。卢龙、成德、淄青、宣武等镇，也都有牙兵，这种牙兵多是当地豪强地主的子弟兵，成为藩镇武力的核心。

藩镇依恃强大的兵力、财力，威胁朝廷，甚至起兵反叛。田承嗣在魏博给安禄山、史思明父子立祠堂，称之为“四圣”，意在效法安史。同州、华州节度使周智光，气焰更为嚣张跋扈，竟然说：“此处离长安只有一百八十里，我夜晚睡觉都不敢伸脚，惟恐一脚踏破长安城。”

当初，李宝臣、田承嗣和淄青的李正己、山南东道(驻襄阳)的梁祟义暗中勾结，商定各以所占的土地“传之子孙”。代宗大历十四年(779年)，田承嗣死，在李宝臣的要挟下，代宗被迫同意魏博节度使一职由田承嗣之子田悦继任。

两年后，即德宗建中二年(781年)，李宝臣、李正己相继死去。他们的儿子李惟岳、李纳得到田悦的支持，也要继承父职，被德宗拒绝。由是，李惟岳、李纳勾结田悦、梁崇义起兵反唐，史称“四镇之乱”。朝廷命河东节度使马燧、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等讨田悦；范阳节度使朱滔讨李惟岳；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梁崇义；宣武节度使刘洽讨李纳。朝廷本想用这种“以毒攻毒”的办法平定藩乱，结果却更引起各军阀之间的厮杀、伙并或联合，使乱局更加发展。

建中三年(782年)十月，北方藩镇公然推朱滔为盟主，称王建号，对抗中央。朱滔称冀王，王武俊称赵王(他是在四镇之乱时杀了主帅李惟岳而自立的节度使)，田悦称魏王，李纳称齐王。这时，淮西李希烈看到有机可乘，也暗中与朱滔、李纳等人交往，于是年十二月起兵反唐。唐朝政府开始面临着藩镇联合叛乱的严重威胁，藩镇割据的局面正式形成了。